上早操的铃声还没有响，班长就挨个宿舍催促：“时间要到了，大伙快走吧！”
大家都起床了，我还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。想不上早操，自己 正在争取入团。上早操吧，天又冷，我心里矛盾起来。但又一想，只这么一个早晨，还是特殊情况，何况班长和我是同乡，走走“后门”不就万事皆休了吗？于是，我虽然穿好衣服走到了门口，却又偷偷地溜了回来。
工夫不大，同学们都回来了。一个个小脸虽然冻得发紫，可是仍旧爽朗地笑着。
“你回来得这么快？”王德林进屋就惊奇地问我。
“谁像你，老牛车似的。”我微红着脸，故意装做没事似地回答他。说老实话，我真有些后悔，为什么不去上早操。
课堂上，我的心里总像有许多水桶在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。向组织承认错误吧，芝麻大的事，况且同学们还不知道；不承认吧，心里总觉得有愧。好不容易熬到晚上。下自习的铃声响了，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，认为总算平安地度过了。正在高兴，只见班长站起来宣布道：“大家不要走，我讲个问题。”
坏了？我的脑袋顿时变得二盆大，心也跟着突突地跳起来。
这时，班长说：“咱班出个壁报……”阿弥陀佛，原来这般，古语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。”同乡毕竟还是同乡；再说，他也未必知道我早晨没上操。我越加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。
我正在洋洋得意，一句话传进耳朵里，使周身打了个冷颤：“今天早晨张玉华没上操，这虽然是小事……”这一下，我脸上的笑容刹时变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一方面恨自己到底没敢大胆承认错误；另一方面也怪班长太“铁面包公，六亲不认”了。
回宿舍的路上，忽然听见后面一个人喘着粗气追上来，温和地叫道：“张玉华，慢点走！”我一听是班长的声音，怒气油然而生。
“张玉华，我认为今天的批评是对的……”班长和我并肩走着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是同乡，是朋友，但不是温情主义者。彼此越亲近，就应当越加严格要求，边防军同志不管风吹雨打，爬冰卧雪也一丝不苟地捍卫……”
“你甭给我讲政治课！”我头也不回地顶了一句。说完大步走去。
“玉华，你不应当这样固执……”班长在后面仍旧和蔼地说，“你应当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。”
白天不愉快，晚上又做了一宿恶梦。
第二天，我一觉醒来觉得腿上压着个东西。爬起来看看，是件棉袄。
谁的？我拿过来仔细瞧瞧：心里全明白了。
我抱着棉袄来到操场，只见班长穿着一件绒衣在练习跳高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边，轻轻地叫了声：“李树仁。”
“你这么早也起来了？……”班长看见我抱着那件棉袄，以命令的口吻说， “那又不是展览品，抱着干什么？穿上它！”
“你……”
“我不冷，你看……”他指了下额头说，“还出汗呢。”
深秋的清晨万里无云，碧蓝的天空中几只矫健的雄鹰正猛拍着翅膀在自由的翱翔。班长一直看着我结完最后一个纽扣，打趣道：
“过去我对你帮助不够，以后穿上棉袄，上操可不能再找窍门了……”说到 这里，他指着空中的雄鹰说，“玉华，我们应当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；不应当像蠢笨的企鹅一样躲藏在岩岸底下，经不起暴风雨的洗涤。你说对吗？”
我大声地回答：“对！”
1963年9月写于辽宁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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